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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唐诗PK很受伤?宋诗“句句出深思”追求向内思考

更新时间:2019-03-20     发布者:李博     查看:167    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       与唐诗PK总是很受伤?宋诗“句句出深思”追求向内思考很难得

  在古代文学的众山头中,对于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”这句话,领悟很痛者,一定有宋诗。

  《全唐诗》在清朝就问世了,而《全宋诗》的编纂,起于上世纪80年代,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,1998年才出版。随着宋诗研究拥有愈发坚实的文献基础,同时点燃公众兴致的,还是和唐诗的“千古PK悬案”。

  清人蒋士铨有一首著名的《辩诗》,以犀利毒辣的语气戳穿了真相:“唐宋皆伟人,各成一代诗。复出不得已,运会实迫之。格调苟沿袭,焉用雷同词?宋人生唐后,开辟真难为。”

  提起诗之经典,很多世人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者,仿佛把大部分宠爱都自动给了唐诗,宋诗永远略逊一筹,地位难与唐诗相提并论。

  但在一些宋文学研究者心中,这是“千年门户偏见”,宋诗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。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就在《全宋诗》序中如是写:“自明人执其一偏之说,尊唐黜宋,而宋诗几废。清人虽尝稍悟其失,而思所以匡正之,然宋之于唐,犹或未能并肩诗衢,甚非欲窥见诗学之全者所取也。”

  如果在诗学经典竞技台上和唐诗battle(较量),宋诗的整体功力到底有几斤几两?而深究其“成长基因”,又与唐诗之间有何血脉关联?

  “宋诗的文化高度是远远高于唐诗的。唐诗的产生、传播更多是在大众文化氛围里面,在唐代,大众文化跟精英文化不那么分得开。宋朝虽说大多也是一些布衣诗人,但宋代科举非常繁荣,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有功名的,所以相对来说宋诗的文化门槛更高。”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、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永在接受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笃定地表示,从创作主体身份角度来看,相较于唐诗,宋诗的文化水准更高,文化含量更丰富。

  王永指出,宋代以文治国的大背景,教育体系发达,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地位,再加上宋代印刷术的发展,国内大都市的城市经济总体上繁荣,增强了宋人接触文化典籍的便捷度,因而抬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高度。

  “在这样的背景下,这些文人的‘主人翁意识’又很强,相互交友、切磋的机会场合多,所以宋代诗歌在技法、格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。”

  可以说,宋诗的发展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,但就诗歌创作层面而言,宋诗的地基却是唐诗奠定的,且唐诗极大框定了宋诗早期的发挥空间。钱锺书评论宋诗时曾说:“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,疏凿的河流加深了,可是不曾冒险开荒,没有去发现新天地。”

  王永说,宋诗注定摆脱不了唐诗的影响,毕竟唐人为其提供了格律。“严格的格律是从南朝时开始慢慢发展的,而唐人让格律充分成熟起来了,宋人在格律上是传承,虽然从各方面去探索,但是也并没有超越唐人。”

  你是否想起当年王安石的感叹?“世间好语言,已被老杜道尽;世间俗语言,已被乐天道尽。”

  “后人一直读的都是唐诗,你脑子里面的意象、意境被它笼罩了,很难超脱出它的范围。”王永觉得,这种“挣脱感”,既是宋代相对于唐代的挣脱,也体现了相对于前代的挣脱,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。

 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在《宋诗三论》中写到,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,所面临的形势是诗歌已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而尚未达到高峰,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呼唤着巨人的出现。“从曹植、陆机到沈约、谢朓,诗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,暗中摸索,筚路蓝缕,等到南朝后期及隋代,五七言诗距离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同时,诗人们在题材内容方面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、开拓”。

  宋初的诗人王禹偁,在春日清晨发现园中花枝被春风吹折,提笔写出“何事春风容不得,和莺吹折数枝花”。《蔡宽夫诗话》记载,王禹偁作此诗后,他的儿子立马耿直地提出,该诗的后半部分与杜甫诗“恰似春风相欺得,夜来吹折数枝花”相似,建议改写。

  王禹偁听后自我调侃了一番:“我诗的命意竟能与杜子美暗合吗?”不但没改,又咏一诗道:“本与乐天为后进,敢期杜甫是前身!”

  莫砺锋指出,宋朝诗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。“从宋初到北宋中叶,诗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、贾岛、李商隐、韩愈、李白、杜甫作为典范,表现出对于唐诗的崇拜心理。即使当元祐年间宋诗特色形成之后,唐诗也仍然是宋人的主要借鉴对象。当然,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创新精神。从欧阳修、梅尧臣开始,宋人就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。”

  “三唐气壮脱口嚷,宋人句句出深思。”——王永借启功先生的诗来阐释唐诗和宋诗的气质差异。“不像李白喝得高兴了信笔挥洒出来,宋诗往往是想出来的,是非常苦心架构出来的。唐人和宋人的性格也不一样,唐代的人有点像年轻人,有青春浪漫的气息和情怀;宋人相对来说像一个中年人,因为儒、释、道思想的浸润,宋代的人心态比较成熟、平淡。”

  他指出,从唐到宋宗教一直在发展,给宋人提供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平台去思考问题;同时崇文抑武国策的贯彻执行,使宋代诗人“主人翁意识”日益增强。

  王永认为,宋人对待功名和富贵,流露出一份更加淡泊的心态。“宋人有自己的主体意识,即我并不会依存于你这个政权而存在。”例如诗人杨万里,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,随时准备唾弃。担任京官时,杨万里竟做着随时离开朝堂的打算,比如预先备好了回家盘缠,锁置箱中,藏在卧室,又戒家人不许置物,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,就这样“日日若促装”待发者。

  起步不免会活在唐诗的“阴影”里,然而宋诗终究认真走出了自己的另一番天地。属于宋诗的“宋人气味”到底是什么?

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总结,宋人喜读书生活,重视“少年书”,如“纸帐铁檠风雪夜,梦中犹诵少时书”(刘克庄《记梦》);“老不任作务,读我少时书”(刘跂《学易堂作》);“却寻少时书,开卷有惭色”(陆游《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》)。

  另外,胡晓明觉得宋诗是“从对于人生否定的智慧中,翻上来再肯定生命”,以苏舜钦的《夏意》为例,“别院深深夏簟清,石榴开遍透帘明。树阴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”。“只有洞悟生命而又喜悦生命的宋人,才会有对于‘清’与‘影’的美学肯定。”胡晓明说。

  理趣,历来被认为是宋诗美学里一抹奇异、美丽的光彩。王永举例,苏轼的诗就始终理趣盎然,例如大家熟知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又如《琴诗》——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?” 琴声,是主客观的统一,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感应与交流。

  王永认为:“宋人从万物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,包括一些生活的哲理。唐人情感讲得多一些,宋人哲理讲得多一些。”

  唐诗的意象趋向笼统,奔走于那豪迈的青天白日长河;而宋诗则注重细节,去细致入微地诉说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

  “梅子留酸软齿牙,芭蕉分绿与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胡晓明此前在解读杨万里的《闲居初夏午睡起》之时,深入剖析道:“梅子酸,用身体感觉写出夏天的节令,也是宋诗的日常意味;而芭蕉之绿被阳光反射到窗纱上,则是宋人的影之美学与清之美学合一。”

  在胡晓明看来,既能认识到人生是梦幻光影,又懂得热爱生命、珍惜美好;既不过于沉溺人生,也不夸张超越的体验,即为宋人达到的高度,而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,重建宋诗学的文化高度。

  关于宋诗的气质精神和细腻技法,王永认为王安石的诗令人叹为观止。根据《石林诗话》记载,“荆公诗用法甚严,尤精于对偶”,王安石有一联叫“自喜田园安五柳,但嫌尸祝扰庚桑”。

  “大家都觉得这一联好,王安石自己出来解释说你们说好,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味。你看我这个里面是上下两联都是对仗的,我上联是安五柳,五柳先生陶渊明,下面和它对的地方是庚桑,庚桑是庚桑楚的简称,是庄子笔下的一个人物,所以五柳和庚桑这都是两个古代人物作为典故进行对仗的。但是王安石说,你们没看出来的是五和庚之间我也用了对仗了!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,其实隐含着一个‘七’,切合上句五柳的‘五’来对仗的,所以说王安石的诗歌笔力是一般人达不到的。”

  王永感觉,若说唐诗包含直抒胸臆的浓重色彩,那么宋诗,则是精心构筑的灵巧天地,在细密的结构脉络里包含诸多值得玩味、富有创造性的东西。

  关于唐宋诗之争,历史学家、文学家缪钺讲过一段经典的话:“唐诗之美在情辞,故丰腴;宋诗之美在气骨,故瘦劲。唐诗如芍药海棠,秾华繁采;宋诗如寒梅秋菊,幽韵冷香……就内容论,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;就技巧论,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。然此中实各有利弊,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,仅异于唐诗而已。”

  把唐诗和宋诗摆在一起“较量”,人们或许始终会为地位孰高孰低喋喋不休。但此间排序又有何要紧呢?宋诗异于唐诗,自有风采神韵,能与唐诗“并肩诗衢”。更重要的是,宋诗,能让我们靠近一种文人风骨,重新定义一个或许被低估许久的文化刻度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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